五十年后的今天如何在历史的记忆之屏上重构这场“魔术式”的社会运动，仍然是一个难题。尽管从这场运动的“二十年纪念”、“三十年纪念”以至于今天，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和文化史学家都从很多方面尝试这样做，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，但根本性的难题仍然存在。这个根本难题就是，我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，仍旧处在这场社会运动的所表征的历史结构之中。

　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，欧洲“68年”这场社会运动的性质甚至在聚讼纷纭之中，历史学家的解释不同于社会学家，文化史家的解释又是不同，此外各类学者又因“左翼/保守”的立场划分，而异见叠出，比如雷蒙·阿隆（Raymond Aron），他就径直把68年“五月运动”称为“假装的革命”，而且是一种“对假装的假装”。

　　当然，当事人对这场运动的经验，更不能用任何一种阐释模型予以匀质化。图海纳（Alain Touraine）和克罗齐埃（Michel Crozier）认为它是一种“新类型的社会冲突”和“制度危机的产物”，而莫兰（Edgar Morin）则倾向于将之理解为“代际反抗（弑父）”，布尔迪厄（Pierre Boudieu）则把这场复杂的运动解释为一种结构场，西方社会的整体危机在这个结构性事件场中发生“调谐共振”。

　　作为“68年”亲历者、参与者（也是运动中的“明星人物”）的当代著名演员、导演丹尼尔·孔-本迪（Daniel Cohn-Bendit）后来在谈及他自己的感受的时候说，这场社会运动与太多的观念联系在一起，“文化革命、性解放、反权威、青年革命、学生反抗、解放运动、代际冲突、小资产阶级革命”等等，等等，以至于他宁愿称之为“神奇的68岁月（magischen Datum 1968）”。

　　今天看来，1988年的时候，孔-本迪以“神奇”来表述自己对这场运动的感受，的确是一种相当准确的表达。我们只需看这样几个“神奇”的方面就足以说明问题了。

　　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，“革命”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。尤其是18世纪以来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承担的社会历史就是一部革命的历史。作为历史学的惯例，18、19世纪以至于20世纪前半叶的各种“社会革命”都以它们爆发的地点为“名称”：法兰西革命、俄国革命、西班牙革命、中国革命，等等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1968年这场往往被人冠以“革命”之名的社会运动，却没法用一个具体的、中心性的地点名称来为之“冠名”：它不仅仅发生在其形式得到最戏剧化表达的法国（南特、南泰尔、巴黎）。

　　1968年前后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抵抗、抗议和骚动不绝如缕，其中影响显著的就有意大利、墨西哥、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国的大规模、半自发半组织的社会运动。这些运动虽然分散各地，目标诉求也非常不同，有的是种族民权诉求，有的是反权威诉求，反权威诉求中又有反对苏联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之别，但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特征，那就是学生对战后“两极世界” 霸权体系结构的总体反抗、知识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大拒绝以及工人反抗三种力量的汇合。

　　必一运动

　　其次，它的“神奇”性也表现在这种“汇合”上：68年的学生运动在法国只具有“象征性”，无论是南泰尔大学最初的爆发，还是巴黎大学学生与戴高乐当局的警察部队的对峙，都在规模上和性质上远不如德国68年运动那样拥有着广泛动员的学生群体、激烈的占领行动和实质性的抗议诉求，另外也在时间的持续性上逊于美国的60年代和68年学生运动——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，大学生运动就已经大规模、有组织地发展起来，以“争取民主学生社团”的《休伦港宣言》为标志，经过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抗议运动，全美学生运动组织的实质性社会抵抗一直持续到70年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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